各位朋友，下午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什么都沒有帶，只帶了一顆心來跟大家交流，這顆心當中有愛，因為我們都是愛書之人。愛書的人一定是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人。這顆心當中還有真。我愿意用一份真誠與大家交流。實際上，這段時間，我一直在與書打交道。
今年10月，我去了一次巴黎，去參加“國際法語國家組織”的一個文學獎的評審與文學交流活動。這個獎叫 “五洲文學獎”。“國際法語國家組織”有56個成員國，28個觀察員國，這個文學獎是他們設立的。此次去巴黎，我是應邀擔任此次評獎委員會的委員。評獎委員會成員來自法國、加拿大、毛里求斯等國家，都是有名的作家和專家，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拿大人文社科院院士、法蘭西學院院士等。而我是唯一一位來自非法語國家的委員。但此次獲獎的作品《河的女兒》是我力薦的作品。評獎過程很激烈，共有5輪投票，第五輪2選1的時候，我以為我推薦的這本書不能入選了，但在最后時刻，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說:“我要徹底改變我的意見，把這一票投給我的朋友許鈞先生推薦的那本書，即《河的女兒》。” 最后6比5，《河的女兒》獲獎，而前四輪勒克萊齊奧一直支持的《音樂之游戲》沒有獲獎。但最終，大家認為《音樂之游戲》也不錯，給了它“特別獎”。問題是，勒克萊齊奧為什么在最后時刻改變了他的選擇？前四輪投票，他都堅持把票投給《音樂之游戲》，到第5輪他為什么要改投我所選擇的那本書呢？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在投票前講的那兩段句話。第一段句話：“我認為一部書好與不好，要看它的生命是不是能持續(xù)很久。一部書的生命是靠閱讀來成就的。這涉及到傳播的地域，是只限于法語世界，還是說能夠傳播到法語世界之外的世界，比如英語世界、西班牙語世界、葡萄牙語世界，等等，尤其是，如果這部書能被漢語世界接受——要知道，講漢語的人占了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么這部書就會有更強大的生命。”第二段句話：“讀者如何閱讀與接受一部書，不同國家的讀者是不一樣的。東方讀者，比如我，帶有東方思維、審美、期待，如果一部書能讓東方讀者接受并且喜歡，那么在這樣一種不同文化的交匯處就能拓展出更廣闊的生命空間。在這兩個層面，我認為《河的女兒》這部書可能會擁有更強大、更深刻的生命力。”
前幾天，我受法國駐武漢總領事館之邀，去武漢參加一次文學交流活動。法國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文學獎，即“龔古爾文學獎”。如果你們不了解這個文學獎，那我想你們一定了解法國作家杜拉斯寫的一本書——《情人》，這本書就曾獲過這個獎。今年法國的“龔古爾文學獎”結果于11月7日公布， 4部小說候選，最終有一1部書獲獎。但今年，“龔古爾文學獎”同時在中國設立了一個由中國高校研究法國文學的教授、學者組成的評獎委員會，評選中國版的“龔古爾文學獎”。我對法國駐武漢總領事貴文華先生說：“由‘龔古爾獎’中國評選委員會的12位中國評審委員，評選出中國版的‘龔古爾獎’，很有意義。”“龔古爾文學獎”可以說是“諾貝爾文學獎”之外最重要的文學獎之一，和“普利策獎”、“布克獎”并駕齊驅，甚至更有影響力，這次竟然讓中國人來評選選擇。無論哪種文學，要有強盛的生命，一定要敞開自己。就像羅蘭·巴特所說：“一部書完成了，作者死了。”誰賦予書生命呢？就是在座的各位，是我們讀者賦予它生命。此次的“五洲文學獎”與“龔古爾文學獎”評選，我們中國人都參與了，這就拓展了一種新的空間，賦予作品一種新的內涵。就像法國著名的文論家布朗肖所言：“一部書只有在閱讀與闡釋中才能不斷生成它的生命。”
作為浙大人很幸福，在冬日的下午，陽光和煦，我們在“建工之家”，手捧一杯清茶，一起進入喜愛的文學世界。
今天主要是與大家分享米蘭·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我看到今天好多人都把這本書帶過來了。吳雅蘭老師之前和我聯(lián)系，問我能不能與大家做一次讀書分享。也許，在平時的生活、工作中，在與他人、與社會的接觸中，很多人都遇到了一些沉重的問題。即使如此，大家心中還保留著各自的理想、各自的天地，在閱讀中保持對新知的渴望、尋找人生的智慧，這尤其可貴。所以我就過來了。
關于這部書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有一個人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韓少功，他在上世紀80年代發(fā)現了這部書的英文版，他的姐姐韓鋼懂英文，之后他們姐弟兩人開始合作翻譯這部書，并最終出版。所以是韓少功首先發(fā)現了這位作家、這部書，并進行了翻譯。
關于這部書的中文題目，如果你們上網查，會發(fā)現有兩個：韓少功譯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我譯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為什么我要把題目都換掉呢？要知道，這種行為風險很大。因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個書名在當時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時髦的用詞，許多文章或者作品的標題都會套用這個語句，比如“中國教育不能承受之重”等等。
2003年換了書名出版后，有網友留言說，就憑許鈞換了書名，我就不買他的書。后來在某個場合我說過為什么我要換這個書名。書名換與不換，這是原則問題。我舉了個例子，“校園中的美”與“校園之美”，一個指校園中各種事物的美，一個是指校園本身的美。同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有可能指向生命中的很多東西，比如愛情、家庭等等。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直指的就是兩個字——生命。這樣，大家就知道，這部書探討的主題非常明確，不是生命中各種具體的事，而是生命本身。對于這部書，我們要看到，它所要探討的就是生命問題。
韓少功的譯作出版于1987年，當時在中國并未引起特別大的反響。直到1989年后，這部書一下子火了，但不是在中國大陸，而是在中國臺灣。因為這部書里的歷史背景、社會狀況與當時中國的現實具有某種相似性。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部書里寫到了很多關于性的問題，里面經常出現的一個詞就是“性愛”。實際上，不同地域的不同讀者對這部書的接受角度是不同的，有政治的、人性的、哲學的，等等。比如法國、加拿大的很多學者就從這部書中看到了對生命形而上的思考。中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專家樂黛云說，這部書里最重要的東西不在于政治，不在于性，而在于它的敘事方式，在于它的敘事結構。懂音樂的人覺得這部書具有一種音樂性，它用了音樂結構，比如交響樂的結構。
我還遇到過一個孩子，我記得很清楚，這部書出版大概不到一年，我應邀到中國寫作學會會長家做客，他的小外甥女還在讀初一。我們談話時，她進來了。“許伯伯幫我簽個名吧。”，她說。我還沒簽完，她說她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這本書怎么寫了這么多愛的故事？第二個問題：這個愛的問題怎么這么復雜？這個世界怎么這么復雜？你們看，一個初一的孩子，她所關注的是這些。她能看到這部書講的是愛的故事，但是這些愛又特別復雜。唉呀，真的了不起。我當時跟她說：“你先暫時把這兩個問題留著，十年以后我們兩人再來探討。”這個孩子還真爭氣，十年以后，她考上了南大。我們后來又見面。我開玩笑說：“你還記得十年前你問我的那個問題嗎？”“啊，是那個什么愛情復雜的問題嗎？”“現在你覺得愛情復雜嗎？如果帶著自己對愛的體驗去閱讀，你會發(fā)現自己有不同的立場，你可能會偏愛某一個女主人公，會偏向某一種愛情觀。”
所以，一部好書是一個豐富的世界，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故事梗概讓別人對這部書有一個徹底的了解。就好像書里有很多的礦，需要不斷地挖掘。每一個人通過自己的閱讀會找到屬于自己的一種礦。
另外兩個人對這部書的評價我也一直記得。一個是中國作家王安憶，她的《長恨歌》我相信大家都讀過。我的譯本出來以后，她寫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十幾年前我讀《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當時讀出了兩個詞：‘政治’與‘性’。現在又過去了十幾年，我讀來讀去還是這兩個詞：‘政治’與‘性’。”。王安憶堅持認為在這部書中，作者就寫了這兩個東西。這兩個東西跟生命有什么關系嗎？你們可以去讀一讀她寫的這篇文章，你們一定會有一些新的發(fā)現。
另一個人是一個中學生，她寫了一篇讀書報告。她小學畢業(yè)不久就讀了這部書。那個小孩真的是了不起，她是怎么寫的呢？在她的生命當中，她覺得特別不幸。因為父親下崗了，媽媽單位效益特別不好，他們兩人經常爭吵，后來父母離婚，生活非常困苦，媽媽還逼她彈鋼琴，就在那個窄小的空間里，希望她能夠對藝術有所了解。她覺得生命特別沉重，對生活失去了希望與向往。但是，讀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后，她明白了輕與重的道理。她覺得生命當中固然有種種沉重，比如家庭不和、父母離異、生活貧苦等等，但是這些沉重也屬于生命的一部分，人生就是這樣，有輕有重，她覺得自己要勇敢地扛起生命的重，去追求生命的輕。
我們發(fā)現幾個詞在剛才的講述中反復出現：政治，性，輕，重。我們可以想一想，政治是什么？性是什么？“生活”與“生命”是不同的兩個詞，中文中的區(qū)分很明確。但是英文、法文中這兩個意思是由同一個詞表達的，英文是life，法文是vie。我們都活著，但是每個人的生活狀態(tài)都不盡相同。生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但一講到生活，就是很具體的。同樣，“存在”和“生存”這兩個詞意義也不一樣。有一種“存在感”，是指有一種意義、價值，而“生存”往往給人一種很艱難的感覺，對吧？
人的一生實際上由兩個方面組成，一個是公共生活，一個是私人生活。政治是公共生活的典型，政治是無所不在的。而私人生活往往涉及到“隱私”，這就跟人的身體相關。所以這兩個詞，一個“政治”，一個“性”，把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部分提取出來。有趣的是，在一般的理解中，政治都是公開的、高尚的，但是，一說到“性”，你們會發(fā)現，它往往是引向內部的、難以啟齒的。與高尚相對，“性”一般都被認為是低下的。我們不禁要問：政治與性就一定沖突嗎？人難道一定要生活在這種對立中嗎？所以，昆德拉這本書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把這兩個對立的問題直接放到我們面前，而這恰恰就是我們要思考的人生，這同我們的關系太密切了。
你們有沒有發(fā)現，很多書如果要刪改，那刪改的都是哪些部分？比如《金瓶梅》，大家看過吧？沒看過？那《廢都》呢？此處刪節(jié)多少字，刪掉的是什么？全是跟性有關的東西。翻譯的時候，我有一個自我刪改的過程，我知道這個不符合現在的審美，超出了目前大家所接受的范圍。在翻譯的過程中，該怎樣處理這些段落？我的譯本和韓少功的譯本是不一樣的。書中有一章篇幅不長，韓少功的譯本直接將它刪除了，我雖然沒有刪除，但也改掉了一些詞。為什么？因為有的政治字眼容易被人誤解。比如說歷史上有些東歐國家發(fā)生劇變，翻譯的時候無法按照原文搬移過來，我做了一些處理。
公開與隱秘，高尚與低下，它們分別形成一種對立。而這種對立結構貫穿了昆德拉的這部書，輕與重，靈與肉……輕是什么？重是什么？靈是什么？肉是什么？還有所謂的“不解之詞”。什么是“不解之詞”？是指一個詞的邏輯意義跟它的隱含意義不一致，外延和內涵之間有矛盾。同一個詞，它的隱含意義也許會走向它邏輯意義的反面。比如說“高尚”這個詞，它可能會表示“低下”、“卑鄙”。所以，我們理解這部書，就是要理解生命的兩個看似對立的側面，公共與隱秘，政治與性。昆德拉不是就政治談政治，也不是就性談性，每一個主題都會倒向它的對立面。
這部書里的第一句話就提到了尼采說的“永恒輪回”。順著這句話再往下看，“把世界分為兩極”。如果把昆德拉的這部書當作哲學去讀，會是一種什么概念？如果把它與你自己的生存、你的公共生活、你的私人生活聯(lián)系起來去讀，又會產生怎樣的一種意義？從政治和性這樣的一種對立角度去閱讀這部書，不失為一個很有意義的視角。昆德拉對于小說家的理解很有意思。一個小說家的任務是什么？讀者讀一本書會有很多聯(lián)想和反思，他會把自己讀到的東西與自己的生命相對照。所以昆德拉認為，一個小說家最根本的任務是拓展人存在的可能性。大家是否有共鳴呢？在這部書里他說得非常清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沒有草圖。
趙本夫是個很有名的作家，《天下無賊》的原作就出自于他的手筆。聽他說過他寫作的動機，主要就是為了實現他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做到的事。他當時在大隊插隊，有一個大隊干部，特別可恨。他說真的想把他殺了，但是殺人不行，要償命啊，怎么辦？用寫作把他殺了。又比如，王小波的寫作和他對生命的理解有關。現在我們都在講“人非人”，連基因編輯的孩子都出世了。王小波最初的書都在寫人變成非人，就像卡夫卡的作品一樣，人變成了別的動物。這些作品都是對于存在的思考，對于存在的拓展，或者對于命運的一種寄托。實際上文學可用一個詞來概括。文學就是人學。所以昆德拉就是一個人學的作家。
如果說政治與性是對立的兩極，那么所謂的靈與肉也處于相似的位置。靈是什么？精神、理想。肉是什么？就是現實的生活，沉重的生活，人的肉身。在小說的第二章，昆德拉就問，什么是輕？什么是重？重就是跟大地越來越近，是生活中的困難。輕是什么？輕是遠離大地，是理想。這兩者是否都和生命相關？當然。一個有靈沒有肉的生命，不可能是真正的生命，怎么可能有形而上，沒有形而下呢。一個人只有重，就看不到希望。一個人只有輕，那就永遠生活在虛幻中。
問題在于，我們往往會把靈與肉、輕與重、高尚與低下等之間的對立極端化。而昆德拉的作品告訴我們，這些對立可以相互轉化。女主人公特蕾莎的愛情觀，她與醫(yī)生托馬斯之間的愛，從開始到結束，你們是否注意到了變化？一開始，特蕾莎因為偶然愛上了托馬斯，她是把愛看得很重的人，愛中絕對不可能有任何雜質。但是托馬斯是非常輕浮的人，總是見異思遷。但是，最后，特蕾莎發(fā)生了變化，她再也不想堅守這份愛了，甚至差點上當跟秘密警察在一起。一開始，托馬斯把愛與做愛看成兩回事，他把愛與性區(qū)分得很清楚。最后的時候，他開始追求“愛”。因為這時，對他而言，愛成了一種對生命的理解，一種對理想的追求。我們?yōu)槭裁炊睿窟@個問題已經包含了形而上的東西。特蕾莎和托馬斯，一個從愛走向了非愛，一個從非愛走向了愛，是同一個“背叛”的過程。我們再看看這部書里“偉大的進軍”，到最后，這變成了一場玩笑。再看看小狗卡列寧的微笑，微笑賦予了它生命。于是，非常崇高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可笑的東西，而一種可憐的動物變成了一種可敬的存在。所有的東西在這部書中都在發(fā)生變化，簡簡單單，從一極到另一極。兩極的對立變成了兩極的轉化。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生命中，無論是哪一極，如果你只是固守某一極，也就走向了極端，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昆德拉告訴我們，在生與死、輕與重的對立中，需要尋找一個屬于自己的點。如果我們帶著自己對生命的體驗、對愛情的感悟、對各種生命問題的思索去讀這部書，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讀出屬于自己的故事與意義。
在此之前,我已經翻譯過不少法國經典作家的作品，比如雨果、巴爾扎克、普魯斯特，等等。我也主編過杜拉斯文集。讀文學的人應該知道，當時有一個布老虎叢書，是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叢書，杜拉斯的作品，是這家出版社打造的“外國文學布老虎叢書”的第一個作家的作品。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家出版社被查，其出版的作品一度不再在市場流通。200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來找我，他們要重譯昆德拉，希望我能重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韓少功是作家，我是翻譯家。韓少功不懂法文，懂英文，我呢，懂法文。韓少功在自己的譯本后記里說，他是翻譯游擊隊，他希望有正規(guī)軍來翻譯。我當時沒有答應來找我的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趙武平。后來趙武平對我說，韓少功的譯本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現在要重新出版，必須從法語翻譯過來。實際上，昆德拉的這部書原先也是從捷克文翻譯成法語的，但是法譯本是昆德拉本人親自校訂的，而且他堅持此次翻譯只能用法譯本。我覺得很有意思，把英譯本找過來，同法文做了對照，發(fā)現的確很多地方有出入。而且，這部書的理解空間很大。最后我答應試一試，但是有個條件，就是和韓少功做一個對話，我想了解一下他對這部書的看法，了解他是怎么翻譯的，交流一下我們各自對這部書的理解。為什么要做這個對話呢？因為翻譯的一個前提是理解，而理解因人而異，因時而異，說到底，對一部書的理解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不管怎樣，是韓少功首先把這部書翻譯成了中文，這種開創(chuàng)性是不可超越的。
在我的譯本還未出版之前，我和韓少功的對話就已經發(fā)表了。重譯本一出版，的確很轟動，上百家媒體來找我，一定要我說我的譯本和韓少功的譯本哪一個更好。我都沒有回答，最后寫了一篇文章《文學翻譯是文化的積累》，發(fā)表在《文匯報》上。我談到了韓少功的貢獻，也談到了我的譯本和他的譯本的不同之處。把我們的兩個譯本對照著讀，你們會發(fā)現很有意思。
讀一本從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書，大家一定要記住，譯者很重要。我說一件事。有一天，作家黃蓓佳對我說：“周國平說《小王子》特別好，我要看一看。”于是，我讓一個學生去買這本書寄給她。不久之后，黃蓓佳給我打電話： “這本書一點都不好，連句子都不通。”哎喲，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一定是翻譯的問題。原來學生是從路邊的小書攤買的盜版書。后來，我讓黃蓓佳去讀周克希翻譯的《小王子》。周克希是著名的法語文學翻譯家，我曾和他一起合作翻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最后，黃蓓佳告訴我，《小王子》的確是一部好書。由此可見，不同的譯者可能會造就截然不同的譯本，這對讀者很重要。
韓少功的譯本和我的譯本至少有三個不同之處。
第一個不同，他是從英文本翻譯成中文的，而我是從法文本翻譯成中文的。英文本里面本來就有不少錯誤，這就必然會影響到韓少功的翻譯。
第二個不同，翻譯環(huán)境的不同。韓少功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翻譯了這部書，而我是在新世紀初翻譯了這部書，社會環(huán)境寬松了很多，我基本沒有多少刪減，只是個別地方的表達有些改變。由此可以看出，一部書在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中也會有不一樣的命運。
第三個不同，非常非常關鍵，韓少功和我對這部書的理解，包括語言與意義，是不同的。我覺得，昆德拉的這部書有時用詩性的語言談哲理的東西，有時用哲理的語言談詩意的東西。哲理與詩性，這兩種不同風格的語言交替存在，有時又相互結合，所以在翻譯的時候，要特別注意這種區(qū)分性的語言風格。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描述特蕾莎與托馬斯相識的過程，“偶然”這個詞昆德拉重復了六次。特蕾莎偶然怎樣，托馬斯偶然怎樣，最后，這些偶然變成了必然。偶然與必然，這是一個富有哲學意味的問題。但是，韓少功的譯本中，這同一個詞被他翻譯成 “碰巧”、“恰巧”、“機緣”等等，而原文其實是同一個詞： “偶然”。既然昆德拉始終都用一個詞，必然有他的追求，而且，我認為“偶然”比其它幾個詞更能表現昆德拉對生命的一種哲思。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學作品，而是一部有哲學意味的文學作品，涉及偶然與必然的關系。又比如“輕”這個詞。哲理的詞有時像物理的詞，輕就是輕，重就是重。而文學性的、詩性的表達，“輕”可以是“輕松”、“輕浮”等等。中國有一句古話：人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這里的“輕”肯定不能用“輕浮”或者其它相似的詞替代。“輕”這一個字不僅僅是物理屬性，也是哲學屬性。翻譯的時候，詞的選擇會影響整個文本的風格甚至意義。我再舉一個例子，這部書里有一句話：“朋友問他有過多少女人”。韓少功的譯文是，“朋友曾問他這一輩子搞過多少女人”。這兩個動詞意義完全不一樣。“有”這個詞，是相對中性的，甚至可以是崇高的，是對生命的敘述。但“搞”這個詞就帶有明顯的貶義色彩，是形而下的，而且這個詞決定了這句話前后左右甚至整個文本的一種形而下的基調。就像音樂，翻譯時某些詞的選擇就像是給譯文定音，如果音定錯了，就會導致一系列其它的問題。
翻譯一部書，是一種相遇，是去理解原文、理解作者。閱讀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如果能注意作家設立的對立的結構與主題以及對立的轉化，同時如果能在這些對立中尋找一份屬于我們自己對新的生命的理解，我覺得大家會對這部書有更豐富的理解。因為時間關系，我就先講到這里。謝謝。
整理編輯：浙江大學出版社
轉自Culture無界公眾號
